卢锋:G20四次全球失衡对话的回顾与启示(上)

网易财经智库原创文章转载需经授权。本文不构成投资决策。 data/images/art_590fa22c5d.webp ▲卢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G20四次全球失衡对话的回顾与启示(上)——全球失衡背后:大国博弈与多边治理 卢锋、李双双、杨景翔、汤颜菲,2026年11月9日 上篇(卢锋:全球失衡背后,大国博弈与多边治理——G20阿什维尔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的启示)以今年9月初G20阿什维
卢锋:G20四次全球失衡对话的回顾与启示(上)

网易财经智库原创文章转载需经授权。本文不构成投资决策。

▲卢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G20四次全球失衡对话的回顾与启示(上)——全球失衡背后:大国博弈与多边治理

卢锋、李双双、杨景翔、汤颜菲,2026年11月9日

上篇(卢锋:全球失衡背后,大国博弈与多边治理——G20阿什维尔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的启示)以今年9月初G20阿什维尔财长和央行行长会(后文简称“两长会”)的成员分歧为切入点,剖析经济全球化与全球失衡之间的伴生关系,并结合G20全球失衡对话经验与我国经济内外形势特点,讨论了内外互动、综合施策、推进经济再平衡的可能政策选项。为更好认识当代全球失衡多边对话的特征和规律,特别是总结我国参与相关多边对话的实践经验提供现实政策借鉴,本文分三步回顾梳理G20对全球失衡的四轮磋商对话:首先概括历史上经济学界对全球失衡问题的认识过程与政策应对实践;然后分别梳理G20对全球失衡的四次密集磋商对话;最后归纳G20失衡对话对未来选择的启示与借鉴。

一、开放发展与外部失衡的历史张力

在《世界经济千年史》中,麦迪森基于千年长时序数据提出,国际贸易与资本流动、地理与资源扩张、技术与制度创新,是近现代经济增长的三大核心驱动力量;开放增长的广度与深度,是决定全球经济阶段性增速的关键引擎。不过经济史也提示,开放增长始终伴随着包括外部不平衡的各种内生矛盾:各国对外经济往来形成经常账户顺差与逆差分化;曾经持续顺差的经济体,也会随竞争力变迁转为大额逆差;新兴经济体追赶崛起、比较优势重构,又会形成新的顺差主体。全球失衡是全球化开放进程中挥之不去现象,往往成为大国追赶与国际格局变迁背景下国际经济各种矛盾的汇聚点。

经济学家对外部失衡性质和影响的认知,经历了历史演变和发展过程。18世纪英国学者休谟认为,在贵金属货币本位条件下,贸易不平衡会派生贵金属在贸易伙伴国之间的流动,可通过基础货币变动带动国际物价与竞争力变化,从而自发调节外部失衡,即所谓"价格—铸币流动机制"。这种把外部失衡看作无碍大局、可善意忽略的理解,在失衡规模较小和变速较慢的金本位早期或许大体成立。然而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国际格局剧变,美国由净债务国一跃成为最大顺差国与债权国,原先的守成霸主国英国则因战争消耗与竞争力相对下降,由长期顺差国转为逆差国,外部失衡矛盾凸显并成为关乎世界经济增长与大国经贸关系的重大问题。

基于现实和理论洞察,凯恩斯对贵金属本位下价格-铸币流动机制主要从两方面提出质疑。一是重新排序宏观政策目标:将国内就业、物价稳定置于优先地位,反对在固定黄金平价约束下逆差国紧缩实体经济调节外部失衡。强调在货币非中性与工资粘性条件下,货币收缩首先冲击产出与就业,而非平滑地调节物价。二是有关货币非黄金本位制的观察和主张釜底抽薪否定价格- 铸币流动机制。他的黄金非货币化思想,先基于事实观察,后来发展成政策主张:1913年“印度的通货与金融”指出印度国内已实行金汇兑本位,1923年《货币改革论》强调在英国国内“一种管理型的非金属本位已经悄然形成”,提出“金本位是野蛮的遗迹”论断,并在1931年英国退出金本位制后撰文称“为挣脱黄金镣铐而欢欣。”

1930年前后全球需求崩塌,各国纷纷货币贬值与加征关税争夺外需,成为危机演化为全球性大萧条的重要驱动因素。当时以英国为代表的逆差国黄金流出加剧通缩,货币当局为遏制黄金流出实施高利率进一步加剧萧条;美国作为主要顺差国不仅未通过货币升值释放部分需求以缓解矛盾,反而在国内紧缩与农业等部门压力下加征关税,招致他国报复引发大规模关税战。在大萧条混乱背景下,退出金本位成为各国被迫的求生选择,由此终结货币金本位时代。鉴于这一惨痛教训,凯恩斯基于英国立场倡导构建具有超主权性质的国际货币单位Bancor,并将其作为战后布雷顿森林国际货币会议上英国的建议方案,试图为逆差国与顺差国共同承担失衡调节负担创造制度性条件。这个对称分担调节负担的理念,在此后全球失衡治理磋商中反复重现,至今仍是多边治理方案讨论的重要思想资源。

然而美方凭借当时压倒性的经济实力,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拒绝了凯恩斯方案,主导构建了黄金—美元汇兑本位。这个以美元为中心的固定汇率制,实际上提供了一种主要由逆差国承担调节责任的默认规则,同时给予逆差国IMF配额内提款权、特定情形下经协商可实施的货币贬值权。该体系以战后美国超强的经济、金融与军事实力为前提,对当时以美西方为主体的国际经济关系矛盾运动,提供了具有阶段适配性的多边治理框架;加上其贸易自由化支柱——关税及贸易总协定谈判持续推进,主要经济体关税水平持续降低,为麦迪森所叙事中的1950-1973年资本主义发展“黄金时期”提供了重要支持。

战后大国发展不平衡规律作用再次呈现:日本、德国等国经济快速追赶,美国战后超常优势逐步消蚀,布雷顿森林体系核心支柱的黄金—美元兑换承诺难以为继。美国退出超级顺差国的过程,经历多次美元抛售和贬值危机,最终以1971年8月尼克松宣布关闭黄金兑换窗口宣告终结;此后经《史密森协定》至《牙买加协定》调整,国际货币体系完成从固定汇率制向浮动汇率制的转变。适应新时期协调大国经济关系需要,1970年代前中期西方五国集团应运而生并扩容为七国集团。针对美国对外逆差间歇性飙升压力,1985年9月五国达成《广场协议》促成美元大幅贬值,1987年2月又通过《卢浮宫协议》防止美元过度下跌,构成浮动汇率时代发达经济体内部调节外部失衡的重要实践。

1995年WTO成立为利用比较优势原理重构全球资源配置提供制度利好,推动当代经济全球化进入高潮。一批体制和体量各异的新兴经济体依托更加开放环境快速成长,重塑21世纪全球经济失衡的国别结构,其中最具有特征性的内涵在于:美国经常账户逆差规模持续扩张同时,中国依托产品内分工融入全球供应链成长为重要顺差经济体,中美G2的竞合关系逐步成为新时代守成国与新兴国经贸合作与矛盾的主线。失衡主要国家多元化之后,仅由发达大国组成的G7协调框架逐步捉襟见肘。上世纪末亚洲金融危机后,G7吸纳中国等代表性新兴经济体,创建 G20财长与央行行长对话机制;2008金融危机后G20升级为领导人峰会机制,成为当代国际经济对话合作的主要平台。

G20为占世界经济总量八成左右的国家提供政策协调渠道,是当代全球经济治理重要创新。回顾G20二十余年历史,全球失衡议题先后经历四轮集中磋商,显示该议题在大国力量格局持续变迁背景下的特殊重要性与复杂性。近年全球失衡再度回升,伴随逆差与顺差国失衡驱动因素出现新变化,推动G20再次关注失衡议题,尤其是2026年 G20将全球失衡作为财金渠道对话的优先议题之一。我国作为体量最大的新兴经济体和重要顺差国,有必要系统复盘这段历史总结实践经验,为我国稳妥参与并主动塑造多边议程提供借鉴。

二、21世纪初年:G20失衡对话起步

新世纪初美国互联网泡沫破灭后经济落入衰退,虽经美联储倾力救市与大手刺激使得股市泡沫破灭冲击影响得到控制并推动经济较快走出衰退,但在经济深层结构矛盾未得化解背景下经济勉强复苏伴随外部竞争力下降与逆差持续飙升,美国贸易与经常账户赤字占GDP比例,分别从1998年的-1.83%和-2.37%增长到2006年的-5.53%和-5.91%的创纪录水平。此外日本与德国等发达经济体、石油出口国以及东亚四小经济体顺差也显著增长。中国借助全球化背景下产品内分工的有利环境,通过改革开放体制转型提升可贸易部门生产率与竞争力,2001年入世后传统产业出口顺差飙升快速成为主要顺差国之一与美国最大双边顺差国。同时我国进入大国快速城市化工业化阶段,对大宗商品、金属矿物与能源需求大幅增长,成为产油国与初级产品出口国顺差扩大的重要推手。

图1数据报告21世纪初年各顺差国的顺差总额占全球GDP比例快速提升,显示全球化拓展深化背景下外部失衡水平也提升到世界和平发展年代前所未有的水平。图2报告数据显示逆差与顺差的国别结构特点和演变情况:逆差国方面主要由美国主导,它在过去30年约一半年份逆差占全球比例过半,少数年份达到七成上下。在顺差方面德国、日本、产油国一直是重要顺差国;上世纪90年代中国全球失衡格局中仍无足轻重,但是2005年后成为主要顺差国之一,个别年份成为全球单个最大顺差国。

数据来源:数据02全球失衡图1870-2024更新含三指标三线图景翔26-04-18.xlsx;1970后CA三指标。

1997-1999年亚洲金融危机(1997 Asian financial crisis)影响波及全球,针对全球经济版图演变与新兴经济体重要性提升的现实,1999年6月,在科隆 G7领导人峰会期间,G7财长向峰会提交报告,倡议应在布雷顿森林机构体系框架内建立由具有系统重要性的国家参与的非正式对话机制,以扩大国际经济金融政策讨论的代表性;科隆G7领导人声明支持建立重要国家非正式对话机制的承诺,并要求财长推动相关措施落实。同年9月25日,G7财长和央行行长华盛顿会议正式宣布成立 G20,并于12月15-16日在柏林举行首次G20两长会,标志G20落地和运行。G20两长会定位为布雷顿森林体系框架内的非正式对话机制,作为 IMF/世行的补充平台,在宏观政策协调、金融监管改革、发展议题上通过常态化对话提升全球治理代表性与政策协同效率。

G20成立折射新兴经济力量成长背景下全球治理架构的演进,新世纪初年全球失衡较快抬升成为关注的重要议题之一。G20对话最早关注失衡可追溯到2003年10月墨西哥莫雷利亚(Morelia)两长会,这次会议公报提到:“我们讨论了促进主要区域间经济更平衡增长的途径。……我们认为,对具有系统重要性区域或国家的显著失衡进行调整,需要强有力的实施适当的政策”。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会后接受采访时谈到,中国愿意采取措施帮助美国实现“双赤字”的调整,包括扩大从美国的进口,进一步开放服务业。针对当时备受关注的人民币汇率问题,周小川指出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经济改革若干重要决定的部分改革措施将有助于加速贸易的发展、推进贸易自由化并促进资本双向流动,为今后汇率机制的进一步完善打好基础,铺平道路。

2004年11月21日德国柏林两长会公报继续关注外部失衡:“我们强调了美国进行中期财政整顿的重要性,欧洲和日本继续推进结构性改革以提振增长,以及新兴亚洲国家采取更大汇率灵活性措施的重要性。”其中增强汇率弹性的表述被认为明显针对中国人民币盯住汇率政策。周小川对此表示:中国正在朝着更具弹性的汇率制度方向改革,但是放开人民币汇率为时过早,中国目前尚未达到汇率调整的具体操作阶段。2004年11月28日,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明确表示:中国将不会迫于外界压力而令人民币升值。在时间恰当的时候,中国才会考虑对人民币重新估值。他还阐述了人民币汇率调整的几方面前提条件:一是要考虑中国宏观经济的稳定,市场经济的完善和金融体系的运行。二要有科学的方案,保障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三是要对周边地区负责,对世界负责。

2005年中国首次担任G20轮值主席国,并于10月在河北香河举行G20两长会。会议更加聚焦“全球失衡”:“长期高企且波动的油价、日益扩大的全球失衡以及不断上升的保护主义情绪等风险具有下行压力,可能会加剧不确定性,并加重全球经济和金融的脆弱性。……我们决心实施必要的财政、货币和汇率政策,并加快结构性调整,以解决这些失衡并克服这些风险。”会前3个月我国实施“7·21”汇改,同年12月12日温家宝论述汇改政策时指出:“人民币汇率不再单一盯住美元,而是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同时,合理调整了汇率水平,并开始浮动。这次改革和调整,我们不仅考虑了中国经济和金融稳定的需要,也充分考虑了对周边国家、地区以及世界经济金融的影响,今后我们还要这样做。”

2007年11月G20南非克莱蒙德财长会仍关注失衡议题:“有序化解全球失衡、同时维持全球增长是一项共同责任……:美国采取措施提高国内储蓄,包括继续推进财政紧缩;欧洲在促进增长的改革方面取得进一步进展;日本进行更多结构性改革和财政紧缩;新兴亚洲采取改革以提振国内需求,并配合若干盈余国家更大的汇率灵活性;以及石油生产国在符合吸收能力和宏观经济稳定的情况下增加支出。”会后周小川表示:“如果必要,我们将考虑扩大(波动)区间。我们计划稳步加大汇率灵活性。”但他并未给出具体时间表。2007年11月28日温家宝再次表示:中国会继续按照主动性、可控性和渐进性原则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进一步发挥市场供求在人民币汇率形成中的基础性作用,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逐步实现资本项下可兑换。

我国参与G20失衡对话并不断回应外部关切同时,国内有关政策发生多方面调整对调节失衡产生积极影响。一是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改革。2005年7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第16号公告,实施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放弃单一盯住美元,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7·21”汇改后人民币持续小幅升值,对美元汇率从改革前8.27升值为2007年12月的7.368,升幅10.48%;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指数同期从91.9升为104.4,升值幅度13.6%。

二是扩大进口并结构性限制出口以促进贸易收支平衡。2004年1月1日起,我国落实入世降税承诺,将关税总水平降至10.4%,2005年继续降低至9.9%。2006年起财政部、税务总局逐步取消“两高一资”(高耗能、高污染、资源性)产品出口退税;2007年进一步大幅下调出口退税率,抑制低附加值出口扩张,推动贸易结构转型。2006年4月开始逐步放宽对外直接投资限制,启动实施QDII(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制度,允许资本有序流出,减缓外汇储备过度增长。

三是优化收入分配促进居民消费。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再分配注重公平,加强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职能,调节差距过大的收入。规范分配秩序,合理调节少数垄断性行业的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2006年10月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把“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立”作为2020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和主要任务之一,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向全体城乡居民扩面启动。2007年7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开展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将城镇非就业居民纳入医保。

虽然新世纪初年G20两长会持续关注全球失衡议题,讨论形成了具有合理因素的政策建议,我国与其它成员国实施了某些调节政策,然而直到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全球失衡问题并未得到实质性化解。数据显示,2006-2008三年世界各国经常账户顺差加总占全球GDP比例的均值达到2.8%以上,甚至超过早先三年均值的历史记录即1916-18年的2.66%,“顺差+逆差绝对值(overall imbalance)”占全球GDP比例则达到5.33%这个187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1916-18年的均值4.38%)。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爆全球金融危机,美国经济深度衰退派生的强制性收缩调整为早先失衡扩张画上阶段性休止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