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部原副部长钱克明:建立内生型总部经济,把企业当做种子培育

专题:2026总部经济大会暨 (第六届)楼宇经济与城市高质量发展论坛 作为服贸会官方主题论坛,2026总部经济大会暨(第六届)楼宇经济与城市高质量发展论坛于9月11日在京举办。 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商务部原副部长钱克明在论坛主旨演讲环节发言。演讲实录如下。 尊敬的穆鹏副市长、郑新立副主任、布鲁诺主席,商务部老同事杨正伟先生,各位朋友,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 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双向赋能——中国

专题:2026总部经济大会暨 (第六届)楼宇经济与城市高质量发展论坛

作为服贸会官方主题论坛,2026总部经济大会暨(第六届)楼宇经济与城市高质量发展论坛于9月11日在京举办。

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商务部原副部长钱克明在论坛主旨演讲环节发言。演讲实录如下。

尊敬的穆鹏副市长、郑新立副主任、布鲁诺主席,商务部老同事杨正伟先生,各位朋友,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

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双向赋能——中国企业出海与内生型总部经济崛起展望”。

大众对内生型总部经济与企业出海普遍存在固有认知:谈及内生型总部经济,多联想到外资引入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谈及企业出海,普遍担忧产业空心化,认为工厂、订单、就业、税收会随之流失。上述认知在过去基本成立,但当前已被现实改写。企业出海并未造成城市产业空心化,反而为城市赋能更高价值,由此催生全新的“内生型总部经济”概念。

一、内生型总部经济的定义与时代背景

本文所定义的“内生型总部经济”,是指本土企业通过全球化经营,将决策、财资、研发、供应链管理等总部功能在国内母城集聚升级,最终形成的总部经济。核心关键词为“本土企业”与“集聚升级”。若作比喻,本土企业如同树木,根系扎根全球市场汲取资源,决策、财资、研发等核心总部功能在母城集聚攀升;亦如人体,企业核心大脑留存母城,市场化经营、生产布局等手脚延伸至全球各地。

“内生型总部经济”概念并非凭空创设。2002年北京市社科院率先提出“总部经济”基础概念,2021年业界进一步提出总部经济的全球化发展思路。长期以来,商务部及众多学界研究者持续探讨企业对外投资与国内经济发展的关联,辨析对外投资是正向赋能还是负面冲击,破除“企业出海流失就业、税收、GDP”的片面认知,同时业界逐步形成“内生与发展并重”的发展思路。相关理论探讨与实践探索,为内生型总部经济概念奠定了思想与实践基础,当前推广落地该概念的条件已完全成熟。

(一)内生型与传统型总部经济的本质区别

二者的核心差异可从来源、逻辑、形态、价值四个维度区分:

从发展来源看,传统型总部经济依托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属于“外来引进”模式;内生型总部经济由本土企业全球化发展自然孕育而生。

从发展逻辑看,传统型总部经济以成本套利为核心,逐低成本布局,流动性强、稳定性弱,部分城市配套落地的企业,一旦订单流失便会快速撤离;内生型总部经济根植本土,企业核心能力、决策权、资本、研发体系均在母城扎根沉淀。

从呈现形态看,传统型总部经济以物理总部大楼集聚区为主要载体;内生型总部经济构建“全球节点+母城中枢”的网络化布局模式。

从价值贡献看,传统型总部经济主要贡献基础税收与就业乘数;内生型总部经济实现生态反哺,带动本地供应链、资本、人才全方位升级。

简言之,传统型总部经济是引入外部企业核心总部,内生型总部经济是培育本土自主核心总部。

(二)内生型总部经济诞生的时代背景

从国家层面来看,2000年我国引资与对外投资规模均不足50亿元,对外投资规模微乎其微。2015年成为重要转折点,我国对外投资流量首次超越引进外资流量,后续虽存在小幅波动,目前已稳定成为资本净输出国,对外投资规模持续高于引资规模。该发展特征与经济体发展阶段高度匹配,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贸易顺差扩大、对外投资提速的发展轨迹相似。当前我国对外投资总量超3万亿,占GDP比重16%,相较于日本对外投资占GDP 50%的体量,仍有较大发展空间,我国已正式迈入资本净输出发展阶段。

从企业层面来看,中国企业出海动机已发生迭代升级。传统出海核心目的为开拓市场、获取资源、收购技术、品牌及渠道;现阶段新增三大核心动因:一是国内市场从增量转为存量,行业产能过剩、同质化竞争加剧,出海从企业第二选择转变为生存发展必选项,大量企业启动出海布局;二是规避国际贸易壁垒,应对关税、反补贴等贸易限制,通过就近建厂、属地生产销售化解外部阻力;三是强化供应链韧性,通过全球多节点布局、双线备份模式,规避单一供应链风险。

新时代企业出海并非简单的产能转移,而是全球化产业网络的系统性搭建,全球布局网络越完善,越需要稳定、高能级的母城承载企业决策、统筹、研发等核心总部功能。

二、国内六大城市内生型总部经济发展实践

(一)深圳:科技孵化+全球龙头模式

华为、比亚迪、大疆、腾讯等本土企业均为草根创业、本土成长,现已成长为全球通讯、新能源汽车、消费级无人机、互联网领域的龙头企业。深圳产业发展从加工制造起步,通过持续技术积累,向产业链微笑曲线两端攀升,最终将本土总部打造为企业全球研发与决策核心。

该模式以市场驱动为核心,政府坚持服务不越位,为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配套保障。深圳高端科研院所、顶尖高校资源有限,90%以上的研发创新由企业主导,确立了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深圳实践证明,全球行业龙头可依托本土市场孵化培育,企业成长壮大后,产业根基、发展根系将深度绑定城市,无法轻易迁移。

(二)杭州:平台生态+数字贸易模式

不同于深圳从制造业孵化龙头企业,杭州依托数字经济先发优势,从平台经济中裂变出完整产业生态。阿里巴巴搭建完善的电商、支付数字基础设施,集聚海量中小卖家与产业服务商,持续孵化物流、直播电商等细分领域总部。

该模式核心驱动力为数字产业先发优势与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改革。杭州发展实践表明,优质总部并非依靠外部招商引进,而是依托健康完善的本土产业生态自然孕育,全域营商生态的培育效果远优于单一政策扶持。

(三)上海:两翼齐飞+全球节点模式

上海形成硬科技、新消费双向发力的总部经济格局,代表企业包括中芯国际、拼多多、米哈游、药明康德等。一翼为硬科技产业总部,聚焦集成电路、先进制造、生物医药领域,形成研发、制造一体化产业体系;另一翼为新消费与数字内容总部,依托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优势,培育新消费品牌、全球化数字内容创作发行企业。

上海本土企业普遍具备“出海历练、回流赋能”的特征,企业先深耕全球市场积累资源、技术与经验,再回归上海做实财资、研发、决策等核心总部功能,是企业出海与母城发展双向赋能的典型范本。